编者按 ：伴随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发展，中国社会处于向现代化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出现新态势，社会矛盾、社会价值、社会心态呈现新特征。传统治理理念、方式失效，治理能力已不适应现代化国家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速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这一进程标识了工作重心。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地方以创新勇气试新举，因地制宜谋善治，探索多种治理新路径，走出乡村凋敝困局。在深入调研各地生动实践成果，汲取众多专家智慧的基础上，半月谈杂志社特别提炼出当前乡村治理探索成效显著的十三种模式，分别采取记者现场调查+专家点评推荐的形式，予以专题报道和集中展示。

　　十三种模式中，或聚焦体制创新，优化组织架构，重构基层权力运行体系，实现治理体制多元(如监委会、理事会、议事会、政经分离)；或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探路治理体系多元(如三治合一、新家训家风)；或瞄准公共服务，寓管理于服务，凸显治理功能多元(如公共服务站、政府购买服务)；或借力外智，充实乡村精英人才队伍，形成治理主体多元(如新乡贤、大学生村官、)；或以融合思维激发活性元素的引领、贯通和渗透效应，力求治理机制多元(如党建+、互联网+)。

　　十三种模式视角多样，各有侧重，又互补交融，有机统一。它们从乡土中国的痛点、难点中探寻发力点、亮点，凸显问题导向和建设性取向；它们从田园、从草根探寻路径，彰显可贵的首创智慧和务实底色。

　　新时代，将是基层治理的痛点凸显期，也是亮点催生期。作为37年以时事讲解和基层发现为使命的“中华第一刊”办刊人，我们期望，这些治理新探索能给各地基层干部群众提供可推广的典型样本和可借鉴的“解决方案”，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将浓浓乡愁转化为实在的治理行动，共建共享“把酒话桑麻”“月是故乡明”的新时代乡村新图景。

　　针对当前部分乡村凋敝的困局，各地积极探索破解之道。《半月谈》编辑部特别推出十三种有代表性的典型模式，值得另外的地方借鉴推广。这些探索尝试，并不是制度上的“大拆建”，而是机制上的“微创新”。

　　进入新时代，应鼓励地方实践，逐步提升制度创新水平，丰富乡村治理实践手段，更有效地激发群众自发探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乡村人口从2005年的近7.5亿减少为2014年的约6.2亿，农村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三留守”群体参与意愿与能力有限，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乏力。部分乡村甚至连村两委换届选举都缺乏合适人选，班子成员老龄化日益严重，只能勉强扮演“维持者”的角色。

　　农村土地资源成为“香饽饽”，也成为“蝇贪”高发地带。一些农村村级权力尤其是村主任和支部书记缺乏有效监督，在频繁的土地流转或者征用过程中以权谋私。部分村庄凭借集体土地收益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金和物业资产，同样缺少有效监督，“小官大贪”突出。

　　与“小官大贪”相交织，村级权力灰色化甚至黑恶化有所抬头，一些地方村霸问题较突出。他们利用宗族恶势力或黑社会流氓，干扰村级换届选举，侵占村级集体资产，欺压农民群众。一些村霸还渗透村干部队伍，侵蚀农村基层政权。

　　农村法律服务比较缺乏，农民缺少有效的维权方式，更多地采取信访而非法律途径来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信访不信法”。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文化风气呈现多元化，但在部分地区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财富的有效积累，反而使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有所抬头。不赡养老人的不孝之风，大操大办的人情之风，建庙问神的迷信之风，执迷不悟的赌博之风等，与农村原本的勤俭家风、朴实民风和文明乡风格格不入。

　　为回应农村空心化带来的村民参与难题，一些地方尝试将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以下寻找乡村治理的微单元，提升乡村治理的参与力。如理事会、议事会、政经分离模式。

　　针对各地屡屡出现“小官大贪”“村霸”等问题，一些地方采取诸多措施来加强农民的监督权、管理权和决策权，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而规范微权力，保障乡村治理的廉洁力。如监委会模式。

　　针对农民权利观念增强却“信访不信法”，维权行为增加却难以纳入到法治轨道的问题，一些地方探索自治、法治与德治三合一，广泛建立内生的村规民约或者外引法律资源推进微法治，提升乡村治理的法治力。如法治与自治、德治三治合一模式。

　　对于农村不良社会风气滋生的问题，一些地方将传统的家规家训家风和奉献乡里的乡贤文化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致力改善微环境，增强乡村治理的文化力。如新家风家训、新乡贤模式。

　　当下，乡村治理正处于基于外部性制度安排向基于内生型需求推动的制度创新大变革之中，相关主管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观念，尊重群众意愿，摒弃传统的管控型思维，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地激发群众的内生需求和动力。

　　面对基层社会的种种矛盾，许多地方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无法与现行法律政策有效对接，受到一定质疑，影响地方进一步探索的积极性。对这种的尝试，国家有关部门不能“一棍子打死”，应当营造创新环境，允许试验试错。

　　基层的创新一般从实际出发，比较“接地气”，但是不一定“接天线”，往往因为地方情况的特殊性，或者改革者的局限性，缺乏推广价值，或是难以持续。基于此，需要上级部门加以积极引导，要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对成果显著的地方改革经验进行总结，条件成熟者可上升为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与现行法律、政策相适应的改革，要加以鼓励；符合实际发展需求的，要加以支持，并以此为依据逐步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不符合实际需求的，要及时“纠偏”，以更积极稳妥地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后，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只有跟乡村自治组织分开，集体经济才能得到更充分发展；与此相对应，基层自治组织只有将经济职能剥离以后，才能更专业化、精细化，给村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广东佛山南海区、浙江温州等地的政经分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基层治理实践。通过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分离，两者分别履行各自的职能，理顺了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这种模式对于发达地区破解外来新增人口带来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收益分配的矛盾，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为破解政经混合、权责不清以及集体经济绑架基层组织等诸多发展问题，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于2011年启动以政经分离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让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等基层组织各司其职。目前，南海全方面推进政经分离。

　　“以前书记、主任、社长三个职务一肩挑，书记一人说了算，易引起决策上的个人独断和不民主。”南海区丹灶镇西城社区经联社社长谭国樑说。

　　在南海区城乡统筹办公室主任刘锦枌看来，村党支部书记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旦在资产交易、财务开支或利益分配等方面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其影响就会相互叠加。同时，村党组织把过多精力集中到集体经济管理或经济利益纷争的调解上，难以顾及自身党建和群众服务工作。

　　保障社员股东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南海实行政经分离的缘由之一。随着南海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壮大，慢慢的变多“外迁人口”“出嫁女”“新户籍人口”等不同群体要求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分红。

　　“新增户籍人口那么多，不让他们参与村里的事务，说不过去。但他们参与村里的事务之后，会不会争夺原户籍人口的利益？”谭国樑认为，明晰集体资产利益边界，保障社员股东合法利益，迫在眉睫。

　　2011年初，南海区启动政经分离改革，实行选民资格、组织功能、干部管理、账目资产和议事决策“五分离”，让党组织、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各归其位。

　　“以前，经济组织依附在自治组织上，没有独立性和特殊性。改革后，整个村级组织架构出现重大变化。”谭国樑说，政经分离主要是将经联社与村委会分开，各司其职。经联社社长由股东选出来，不在村委会任职，统领村经济事务。同时，各村小组与原先附属的经济社分离。

　　与此相适应，从2015年开始，南海推行“确权到户、户内共享、社内流转、长久不变”的股权确权新模式，着力解决利益分红中一系列权益边界问题。

　　南海区城乡统筹办城乡政策研究与培训科科长张卫强告诉半月谈记者，截至2017年11月21日，南海区已完成股权确权章程表决的集体经济组织有1739个，完成率为87.04%。股权确权完成后，新增外来人口可以参与乡村社会管理事务，但不能参与经济社分红。

　　此外，南海区在村级还配套建设集体资产管理交易买卖平台、集体经济财务监管平台，一切公开透明；还建成统一标准的社区服务中心，为包括异地务工者在内的全体人员提供社区服务。

　　南海区丹灶镇西城社区大果经济社社长邓崇坚说，分离并不是几个组织完全隔离，而是在适度独立的情况下，彼此相互支持、监管，共同将基层的事情做好，建设和谐乡村社区。

　　“群众信访量一下子就下降就是最好的证明。”张卫强和记者说，政经分离后，全区农村信访数量下降幅度较大，群众对村两委干部的满意度大大提高。

　　随着政经分离模式探索的不断加深，加强和改善基层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去年开始，南海将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村党组织监督但不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

　　支委会统领、村代会定事、村委会办事、监委会监事，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四会管村”做到了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四权”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结合，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民主”的责任落实和有机统一。

　　目前，全国许多村庄都建立了村务监督组织，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河南、四川、宁夏等省份还下发了专门规范性文件。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村级民主自治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村务监督难和制度落实难两大难题，从制度层面构建责权明晰、分权制衡的乡村现代治理机制，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

　　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老大难”村，6年换了6任村支部书记，村级事务无序，村集体负债高达80多万元，群众怨声载道。

　　2004年担任三涧溪村支部书记的高淑贞，带头在村里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民利益相关的事务全部实行民主监督。村里每花一分钱，都要监委会成员签字才能生效。

　　今年5月，三涧溪村准备发放上级拨付的1500万元失地农民社会保险资金。村里召开村民大会公开讨论分配方案，最终确定分配人员名单和分配标准，表决通过后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参与资金分配，村民们心服口服。

　　近年来，三涧溪村各项民生事业工程支出3亿元，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全程监督下，没再次出现一例问题。

　　章丘区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科科长谢凤双说，过去，村两委往往是“两个班子、一套人马”，固然提高了效率，但也让权力高度集中。此外，村务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隶属于村委会，令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为有效解决监督不到位的问题，章丘区推行“四会管村”制度，村村健全党支部委员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

　　章丘区民政局党委副书记赵延龙介绍，在“四会管村”中，支委会是村级组织的领导核心，行使领导权，着重抓大事、抓重点、抓龙头、抓中心；村代会行使决策权，凡村级重大事项必须召开村民代表会，表决通过方可实施；村委会行使执行权，负责村务管理。

　　作为民主监督的核心，村务监督委员会由村民推选的5至7名有威信、懂财务、责任心强的老党员、老干部组成，履行原村务监督小组和理财小组职责，与村代会、村委会并列，对村两委工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没有增加一人、多花一分钱，但监督效果不打折扣。

　　明水街道柳沟社区党支部书记部先文说，村务监督委员会重点监督新农村建设、支农惠农等政策落实是不是到位、是否公示，村干部有无以权谋私、优亲厚友问题；监督村务决策是否按程序进行，村级财务支出是否合理合规；重点监管村内土地、林木等村集体资源。

　　白云湖镇郑码村投资200万元建设文化中心，村监委全程参与预算、选址、招标及合同签订等环节，对每一张发票都仔细审查。文化中心建设提前竣工，结算开支比预算减少了10%。

　　明水街道眼明堂居村2005年要实行旧村改造，累计需投资1.6亿元。事怎么干、钱怎么花，拆迁群众都十分关心。村党支部书记马宗亿告诉半月谈记者，5个村民小组的小组长挨家挨户走访村民一个多月，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两套安置方案，一并提交到村民大会投票。经过全体拆迁村民表决，最终决定实行第二套方案。不到两个半月，378户、10万平方米的旧房全部顺利拆迁完毕。

　　谢凤双说，村监委在对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直接负责的同时，察觉缺陷可及时向支委会提出意见建议，或直接向乡镇党委政府反映汇报；能够准确的通过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建议。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样板”城市，成都市成立村民议事会探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撬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热情，普通党员带头特别的重要。未来，议事会应“盘活”基层党建资源。

　　“从平整土地、旧房换新房开始。”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青杠树村对破败的村落民居和基础设施做改造，3年完成了一个贫困村旧貌换新颜的蜕变。

　　青杠树村村主任钟家旭告诉半月谈记者，青杠树村的重大决策都要经村民议事会商议后，再报全体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在建设新居民点时，部分房屋选址上面有成形的大树，村民议事会商议后决定，宁可重新选址也不破坏原有树木，这才有了现在“绿树成荫、沟渠纵横”的美丽景象。

　　地处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西北角的战旗村，村集体资产达到4600余万元。战旗村党支部书记高德敏说，以前就算几十万的开支，自己也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但现在涉及钱的事情，都得通过议事会商议表决。“自从有了议事会，‘一言堂’变成了‘议事堂’。”

　　2015年，郫都区被确定为全国试点，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战旗村率先发力，13.3亩土地以每亩52.5万元的价格成交。村一级该如何有效经营村集体资产？战旗村通过村民议事会商议，找到了解决方案。首先，以2011年4月20日锁定的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1704人为股权主体，每人出资1万元入股，于2015年8月注册成立郫都区唐昌镇战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然后，以战旗村现任的议事会成员35人作为公司发起人，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股份由公司董事长(村支部书记)代表，村民代表大会授权该公司对村集体资产和资源统一经营管理。

　　高敏德说，从新村房屋如何规划建设、集体土地是否入市到成立集体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在村党支部引导下，村民自主协商决定的，有很大成效避免了矛盾纠纷。

　　广西河池、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全方面覆盖，在行政村以下的各村屯、各村庄、各村民小组等设立理事会，搭建起更为细密的组织架构和更精准的工作模式。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让群众自觉参与村庄事务管理，有很大成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转；同时，以党员为引领，实现党组织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

　　理事会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村两委功能的细化和落地，对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乡村振兴问题和社会治理创新具有普遍示范意义。

　　广西河池市探索建立的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为主要模式的屯级党群理事会，被誉为当地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党员与群众的黏合剂。

　　河池市位于滇黔桂交界处，属于老少边穷地区，是我国村民自治的发源地。1980年，河池市屏南乡合寨村村民通过自发民主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合寨村开启的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然而，30多年过去，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平台建设受限，乡村社会治理陷入“上管不着、下管不了”的“空悬”困局。

　　针对这样一些问题，2013年以来，河池市委在全市推行屯级党群理事会，具体做法是：有党员的屯，通过群众大会选出1到2名威望高、有奉献精神、处事能力强的农村党员代表、4到5名群众骨干代表组成理事会，负责商议确定屯里的重大事务；无党员的屯，由村党支部委员包屯，担任党建指导员，组建党群理事会。

　　古文村全村共有9个屯，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9户133人。古文村党支部书记覃昌忠告诉半月谈记者，2014年，罗村屯党群理事会联合周边其他屯级党群理事会，通过土地流转、农民土地入股、贫困户资本入股合作社的形式，成立了宜州市古文休闲农业观光旅游专业合作社。

　　“党员社员在合作社的日常经营管理、科技推广、市场开拓和传帮带教方面发挥了非消极作用。”古文村韦路华说，屯级党群理事会和经济能人一起出谋划策，充分的发挥古文村优美的山水风光以及浓郁的民俗风情等资源优势，把生态建设、经济发展和乡村旅游扶贫有机结合。

　　仅2016年全年，古文村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达12万人次，旅游拉动经济效益350多万元，带动贫困户23户70人顺利脱贫摘帽。

　　河池市宜州区刘三姐镇联系流河社区包村组长蒙园春说：“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自行车休闲绿道在建设中会占用村民的部分土地，一些村民对补偿金额不满意。党群理事会成员多次登门入户，以拉家常、谈心的方式逐步做通了村民的思想工作，整个工程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没有屯级党群理事会的话，干部动，群众不动。”流河社区马山塘屯党群理事会理事长韦克颖表示，屯级党群理事会让党组织和群众双方意愿得以良好沟通，不仅不影响村两委履行职责，而且使两委的决议事项更加科学合理、落实有力。

　　村级自治组织软弱涣散、功能不能下沉，一直是基层治理难题。半月谈记者在湖北大冶市采访发现，当地盘活社会资源，组织群众成立村庄理事会参与村庄治理，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委会-村庄理事会-农户为三级自治架构的乡村治理体系，传统村庄焕发新活力。

　　提起以前的村庄，两年前临危受命上任的大冶市茗山乡华若村村支书柯亚军说，华若村是出了名的软弱涣散村。5年换了6个村支书，村民不断。

　　针对基层治理架构不够优化问题，大冶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同时，建立村庄理事会，推选理事长，把群众的力量聚起来，共同建设乡村。

　　“村委会引导村民将村庄名人能人推荐进理事会，搭建起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新桥梁。”大冶市委书记李修武说，村庄理事会必须在村两委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事项的商议在征求村两委同意后进行。

　　华若村按照传统村庄地域分布特点，成立多个村庄理事会。“理事会是村两委的‘后备军’，人多力量大，可以更好地为村民服务。”柯亚军说。

　　在大冶市茗山乡彭湾村村庄理事中心，广场、聚会大厅等一应俱全。村广场周边的墙壁上，张贴着历次捐款捐工名单和每一笔开销明细。“十几万元用于公益建设的钱，都是村民自愿捐款，没有向上伸手，也没摊派。”理事长彭学军说。

　　在彭湾村理事中心一楼议事室，半月谈记者翻看每一次理事会议事的会议记录，一事一议详细具体。

　　据了解，茗山乡按照国家法律相关规定，以自然村为主体，划分自治单元。茗山乡29个行政村的265个村民小组，重新划分为176个村庄，每个村庄设有理事会，理事会由六七名成员构成。

　　茗山乡中门村理事会理事长汪正东的想法代表了许多成员的感受：“理事会成员都是由村庄每户人家投票推选的，被推选进入理事会是一种荣誉，得好好干才对得起这份信任。”

　　为加强对理事会的监督，村两委每年还组织群众对村庄理事会及其成员进行满意度测试，连续测试不达标的理事会要改选、成员要免职。

　　在大力发展村庄理事会的同时，大冶还调整优化村级党组织设置。如今，理事会中至少有一名党员，所有村庄设有党小组，由此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大冶探索让理事会成为村两委干部的储备池，引导农村优秀人才进入理事会，并将优秀理事会成员发展成党员，再将党员理事会成员推选进村两委。

　　茗山乡晏庄村理事会理事长柯学东表示：“理事会做的事能获得村民认可，还能得到组织肯定，理事会之间肯定会比着向前干。”

　　大冶还探索激励机制，评选“十佳理事会”“十佳理事长”，彰显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价值。

　　湖北恩施地区的农村是很典型的处于转型期的农业性村庄，正处于乡土规则、国家法律等多元规则并存的时期。三治融合的恩施治理思路适应了当前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实质是三种治理资源，在当前农村社会中，这三种资源各具比较优势，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恩施因事制宜融会运用多元治理资源，其经验值得借鉴，也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高度契合。

　　目前偏远农村地区许多事务的治理方式是非现代的、非正式的，传统习俗和惯例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海南等地的乡村法律顾问服务则将正式的法治规则嵌入到非正式的农村习俗中，推动基本法律服务均等化，实现基层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治理的法治化和有效性。

　　位于武陵山区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采取一系列创新措施，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在乡村落地生根，实现了基层多元治理资源的融合，增加了破解基层问题的“钥匙”，给出了“三治融合”多维互动的恩施样本。用当地群众的话说，“钥匙一多，锁也就好开了”。

　　恩施州是我国最年轻的自治州，长期以来，信访问题多、社会矛盾燃点低、积案化解难，尤其是件频发。恩施州鹤峰县中营镇大路坪村，过去是干部头大的典型村。“你把我的田挖了，我把你的路堵了，扯皮拉筋是家常便饭。”中营镇党委书记肖红胜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村支部副书记徐大新说，有什么诉求，村民都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大家都有集体荣誉感，知道无理取闹对全村发展不利。

　　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从何而来？半月谈记者正常采访发现，大路坪村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入村级日常管理，多渠道强化，推动村貌由内而外发生改变。

　　在大路坪村法治文化广场，“美、礼、和、德”四个大字分外醒目。农户家的外墙上，最显眼的位置钉着十星级文明户的牌子，张贴着《村民文明行为规范》。

　　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在村级实现有机融合，是近年来恩施州有的放矢开展的一项重要探索。

　　一是以自治为本，全方面提升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山区农村，村医村教影响力较大，说话分量足，恩施州为此推动村医村教进村支两委，以夯实村级组织。

　　二是以法治为基，推动现代规则在乡土社会生根发芽。恩施州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全州88个乡(镇)都组建了律师顾问团、2532个村(社区)都有法律诊所，划分的1万余个社会管理网格每格均配备至少1名法律宣传员。近一年来，开展法治宣讲2800余场、培训法律明白人28万人、解答法律咨询25.4万人次，办理法律援助事项3200件。

　　全州加大村两委班子成员违纪违法查处力度，给予村干部党纪处分255人，一批充当村霸的村干部受到法律惩处；另一方面，恩施州委政法委还牵头组织对450名重点村(居)支部书记进行社会治理知识专题培训，集中学习《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三是以德治为根，全方位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恩施州把培育新农民作为目标，弘扬向上向善、向上向美正能量。鹤峰县连续4年开展系列最美评选活动，涌现出了“全国十治人物”易满成等先进典型，出现名副其实的农村群星现象，示范效应显著。

　　海南省积极探索律师巡回坐班、司法所和律师事务所“所所联合”等多项举措，打通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扭转部分偏远地区村民“信访不信法”的观念，促进了基层治理体系法治化。

　　在三亚市海棠区江林村村委会，半月谈记者见到了该村法律顾问、海南三和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安，她正在给村民上法律课。“这是一个拆迁重建安置村，村民们经常为外嫁女是不是应该享受补偿款而闹得非常不愉快。按农村习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多数不愿分。”李安说，“起初他们并不相信我，遇到纠纷我就和村两委干部反复上门普法。”

　　江林村党支部书记林廷文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很早就有法律方面的需求，但不知道如何让律师下到村里。

　　“拆迁开始时问题就不少，很头疼，我又不懂法律知识，就凭经验和威信帮村民劝和。李安律师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走法律程序怎么办，心里有了底。”林廷文说。

　　经过两年多的磨合，现在涉及村集体经济的土地承包合同、工程合同等，林廷文一定要给李安看过才敢签字，村民有事儿也习惯找李安咨询。

　　“现在很多服务职能下放到社区和村委会，需要法律顾问给予依法行政方面的指导和规范。”三亚市司法局副局长刘跃忠说，目前三亚已经实现144个村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

　　农村法律顾问离不开充分的经费保障。在海口、三亚等财政有条件的市县，试点政府购买法律顾问服务，财政较为困难的市县试点律师巡回坐班制度。“每个月，一名律师在一个村(居)委会坐班一天，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临高县司法局局长符龙勤说。

　　海南儋州利用当地农村赶集的习俗，探索“法律集市”，并组织百名村官到海南政法学院在职学习。海南已连续4年将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列为“为民办实事”事项，初步构建覆盖海南全省城乡的法律援助网络。

　　当前，海南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还在路上，尚有一些困难待解。海南省司法厅法宣处处长刘京说：“挣不了几个钱，很多律师不愿意去琼中或五指山等山区开展工作。”海南省司法厅厅长郑学海坦言：“司法行政部门有法援、法宣、律师公证等八块面向公众的法律服务内容，但各自为战的多，向偏远地区的延伸力度不够。”

　　所以，下一步要做的是整合资源，形成基层法律服务合力。尤其要加快公职律师队伍建设，调动律师积极性，重视基层治理中法治规则的建立。三亚市司法局律公科科长杜静丽建议，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对热情参加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人员进行奖励、表彰，并整合资源推进网上平台建设，让基层百姓既能在家门口的法律“小卖部”中享受服务，还能实现“网上购物”。

　　中国自古有重视家风家训的传统，例如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都有诸多值得吸收借鉴的内容，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拥有好家风对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有重要意义。陕西渭南以家规家训为切入点，宣传、引导和弘扬好家风，塑造了良好的乡村软环境，重塑新乡风文明。

　　目前，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地都有通过家规家训建设改善村风民风的探索实践。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家规家训的确立要做到贴合实际，避免千篇一律、流于形式；也要认识到社会风气的改变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缓慢过程，要做好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同时完善制度建设。

　　家家户户的家规家训匾额、大街小巷的家风文化墙、广泛参与的最美家庭评选……在陕西省渭南市，新家风家训建设让家风文化重新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

　　渭南市华州区毛沟社区的890户村民，每家都有一幅写着家训的书法作品，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

　　从2015年开始，渭南市挖掘、弘扬优秀家规家训，把家风建设作为传承、弘扬传统美德的重要承载。

　　“在家里兄弟姐妹间谦让、恭敬，出门在外邻里之间客客气气、相互帮助。”73岁的萧太文用质朴的语言说着对“谦恭礼让”的理解。在他看来，家规家训是祖辈流传下来的好传统，教育、约束着每个家庭成员。

　　“诚信第一”是毛沟社区村民萧结果家的家训，也是他家经营了20多年的小商店的金字招牌。他说，为人处世必须诚实守信，这是做人的本分，希望子孙后代也能做到。

　　“家规家训都是各家根据真实的情况制定或选取的，内容以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俭节约为主。”渭南华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霞表示，目前全区已收集整理家规家训1万多条，采取上门送、入户帮的形式，帮助群众把家规家训立进家中、刻上照壁、写入门楣、挂进厅堂。

　　今年11月16日，陕西省文明家庭——杨书成家的家风故事在华州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善行华州”上一经播发便引发热烈反响。

　　张霞介绍，“善行华州”对全区乃至全国优秀的家规家训进行建档和展示，群众通过关注“善行华州”，就能及时、便捷地了解好家风。

　　在大明镇白泉村知行广场上，半月谈记者看到，家风文化墙上展示着“勤恳做事、清白做人”等家规家训，将好家风传递给每个路过的人。在渭南市，以家规家训为主题的街道、长廊、文化墙、主题广场等有1300多处。

　　白泉村村民杨晒各一家，几十年来和睦相处、相敬相爱，被评为白泉村最美家庭。乡邻们将一幅“家庭礼让为先 邻里和睦相处”的书法作品送给了杨家，杨晒各将其挂在刻有“和睦 孝道 勤俭”的家训匾额旁，全家都引以为荣。

　　杨晒各家不是个案。近两年，渭南共评选“最美家庭”290个，树立“渭南标杆”265个、“家训榜样”近千人，发挥了好家风“点灯一盏，照亮一片”的激励示范作用。

　　“良好的家风，是一种道德力量。”回想起今年初一次调解村民纠纷的经历，华州区审计局驻白泉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李海平有感而发。当时两个村民因琐事闹矛盾，李海平准备劝说，忽然听到一个旁观的村民对吵闹的人说：“还记得你家有块牌匾上写着和睦友爱吗？”一句提醒让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人瞬间安静下来，经过调解，矛盾成功化解。

　　李海平认为，推行家规家训要接地气，才能受群众欢迎。“例如，在白泉村，围绕家风展开的好公婆、最美家庭、最美庭院等评选活动，让人人都有机会当‘明星’，争当模范。”

　　多位村民深有感触地告诉半月谈记者，家规家训是承诺也是监督，如今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村容整洁带来的幸福生活。

　　广东省清远市着力推进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清远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服务站，将公共服务的重心由县乡下移到村，既提高了党政机关办事效率，又方便了广大农民群众。

　　清远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农办主任鲁小鹏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以解决群众办事难为切入点，清远推进服务重心下移，在行政村(社区)建立村级社会综合服务站，与县、镇建立的社会综合服务中心实现无缝对接，对各职能部门面向基层群众的各类公共服务事项实行“一站式服务”。

　　在清远英德市九龙镇塘坑村，半月谈记者看到当地公共服务站里电脑、复印机、打印机等电子办公设备一应俱全。塘坑村党总支书记许南芳介绍，只要到服务站，村民不用出村即可办理民政、计生等基本政务事项，不必像过去一样，为办理业务而长途奔波。

　　“现在村两委干部和村里的党员都是‘服务员’。”许南芳说，服务站由村干部、党员担任代办员，“真正的完成了‘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清远部分县(市、区)专门为村级服务站配备了代办专用摩托车，为镇服务中心配备皮卡车等代办专用交通工具。

　　目前清远共建立1200余个村(社区)公共服务站，实现了乡村全覆盖，过去的“去镇上办”“去县里办”如今变成了“在村里办”。

　　清远将服务站的服务内容向生产、生活服务延伸，打造集农村公共服务、农资供应、生活超市、医疗卫生、农村金融等各类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涉农服务站，使得“农民群众基本的生产、生活和党政服务不出村就能解决”。

　　清远市还全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目前全市共建立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280家，引导农民从传统的农产品线下销售模式向线上预售模式转变，有效解决农民“买卖难”问题。

　　在完善乡村服务体系的同时，清远还将党组织重心下移、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村里的道路绿化、文化驿站、农耕路……我们都参与筹建。”英德市石牯塘镇萤火村叶屋村小组村民叶昌新说。

　　半月谈记者走访时发现，清远的一些农村形成了一股返乡潮。而在几年前，许多村庄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外漂着。

　　“去年我种了6亩地，赚了6万元左右，今年又多种了8亩，村里生活不比在城里差。” 塘坑村活石水村小组第一个外出打工，也是最早回乡务农的罗世红兴奋地说，他现在返乡后，生活上的压力减小，幸福感提高了不少。

　　萤火村党总支书记李锦都说，每年过年，萤火村委会都会组织当地高三毕业生和大学在校生座谈，鼓励他们在学业有成后，回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富更美。

　　鲁小鹏表示，清远市委、市政府将继续提升乡村服务的质量，进一步探索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设富美新乡村。

　　最近，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安徽来安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借力保洁公司市场化运作，有效解决了农村垃圾治理的顽疾。这种政府购买的方式还可适用于文化娱乐、社会治安、职业培训等公共生活领域，促使乡村公共服务的质量逐步优化，增强新时代农民的持续获得感与主体责任感。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长期以来，农村垃圾治理一般遵循“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实施，但农村垃圾面广线长，构成复杂，源头收集转运是最大困难。对于安徽来安县来说，2965个自然村由于地形复杂而分布较散，更是扩大了作业范围。

　　来安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胡志斌介绍，自2013年开始，来安县采取“组合收运”模式，公开对外招标7家专业保洁公司入驻12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布局100个收集点，逐步为每家每户配备两个分类垃圾桶，保洁员开着电瓶车定时上门为农民清理门前垃圾桶并运至收集点，最后由垃圾压缩车运至县城处理。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垃圾封闭处理，“不见天、不落地”。

　　“与之前相比，村庄集中点取代了垃圾池，电动保洁车取代了人力板车，压缩挂桶车取代了农机运输。”胡志斌说。

　　张山乡环卫所所长俞德宝说，乡政府每年购买农村垃圾治理服务的费用约146万，相当于为每个农民花费不到50元就解决了“垃圾围村”的难题。

　　2015年7月，来安县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积存垃圾攻坚行动，每天投入1500多人次，设施车辆等200多台次。仅一次行动，就清理出“陈年老货”12000多吨。

　　清理存量外，源头减量也要抓。施官镇分管垃圾处理工作的党委统战委员邓汉文介绍，各乡镇从今年9月开展了垃圾分类桶工程，在每家每户门口摆放30升的标明“腐烂”与“不腐烂”的垃圾桶，可降解的就近堆肥，不可腐烂的则由保洁公司进一步按可回收与否分类，转运至县城处理。

　　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每年投入3000余万元，县政府根据乡镇财政收入的高低，依据各乡镇中标价格，按照20%至80%的不同比例对乡镇进行资金补贴。

　　同时，来安县设立严格的县、乡、村三级监督考核体系，环卫专干每天巡查，环卫所每周暗访督查，辅以“数字环卫”动态监测系统。

　　政府购买服务虽有效地推进了农村垃圾治理难题的解决，但仍受到农民主体意识不强、预算安排有限、承接服务团队素质与稳定性较差等问题掣肘。

　　今年6月，施官镇首家垃圾兑换超市开业，全镇居民可将户内收集的可回收垃圾送至垃圾兑换超市，兑换所需的生活用品。

　　合肥绿迹环保总干事范士俊建议，可将垃圾分类积分同农民切身实惠挂钩，比如积分高的，在乡村卫生院看病拿药可以优惠。

　　保洁人员目前的月工资只有千余元，招来的员工年龄以65至70岁为主，低工资难留人。基层干部建议，国家层面可对政府购买服务示范效果非常明显的县乡提供部分奖补资金，鼓励探索农村生态治理物业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才。城镇化浪潮中，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之一。乡贤文化回归正当其时。

　　浙江上虞和湖北巴东等地传承发扬乡贤文化，回应了新时代农民的多元诉求，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让故乡的月更明亮，让故乡的人更亲切，为中国农村新乡贤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示范与参照。

　　“乡贤首先是一个本乡本土的榜样、精英，他们积淀下来的文化称之为乡贤文化，其实就是这片乡土的榜样文化、先进文化。”年逾古稀的浙江绍兴市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如是说。

　　不为门户地域所囿，整合相关人文力量，上虞民间文化智囊团得以建立。智囊团先后为曹娥景观带建设、大舜庙重建、大龙山开发等区重点建设工程提供系统文化策划，为农业企业策划一系列文化品牌。同时，在公共建筑、文化景观中以碑刻、雕塑、楹联等形式体现乡贤主题，在文化礼堂中开辟乡贤长廊、乡贤榜。

　　乡贤文化需要复兴，更需要传承。今年，刚刚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100名上虞籍学子被纳入“新乡贤培育青蓝工程”，成为乡贤“预备役”。

　　陈秋强说，研究会的“乡贤之家”将不定期跟踪这百名新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收集他们成长、成才信息，从感情上、精神上、物质上鼓励他们走上乡贤之路，让乡贤文化、乡贤精神深植于年青一代的精神血脉。

　　“如今上虞乡贤文化建设的主题是呼吁乡贤经济回归，反哺桑梓。”陈秋强说。通过召开乡贤恳谈会、邀请乡贤参加全镇活动、优化返乡创业政策等形式，上虞努力吸引外地乡贤携技回乡、引资回乡。

　　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激发了胡军祥的热忱，他毅然回到章镇，兴建了占地50亩的恒强工业园，为家乡带来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控制管理系统等先进生产线名员工都是本地村民。

　　积小善而成大德。上虞设立的乡贤出资的公益基金已达180余个，涉及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本金总额18亿元。

　　由多名乡贤冠名出资成立的上虞区妇女发展基金，除帮助贫困儿童和生活陷入贫困的妇女儿童家庭外，还专设扶持贫困妇女发展经济的项目，在全区建立200个加工基地，带动4万多名妇女参与创业。

　　在陈秋强看来，不仅要“引得回”，还要“留得下”。“这需要政府力量和民间组织一起努力，让乡贤拥有更多渠道和平台参与家乡建设。”此外，回乡乡贤的住房、就医等公共服务，也亟待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解决这些后顾之忧。

　　双溪村乡贤参事会会长闻尧根已经回乡3年了。双溪村不少木匠、泥水匠、水电工长年在外拼搏，如今都成了老板。在闻尧根与村班子一起努力下，双溪村成立了乡贤参事会。30多名会员每到节日都会聚在一块，为村里发展出谋划策。

　　此外，一批有经营头脑、社会声望的新乡贤群体借换届选举契机，进入村干部队伍。与此同时，一大批热心公共事业的新乡贤被引进调解队伍中。丰惠派出所建立了乡贤资源库，在全镇30个村(社区)遴选出日常参与公益调解的乡贤调解员60名。丰惠派出所所长汤洪江说：“利用乡贤来及时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成本低、效果好，既为政府减轻了压力，又为基层治理带来了活力。”

　　一个位于武陵山余脉，长江以南、清江以北，土、苗、汉聚居的村庄，得益于一群不忘家乡的贤达人士，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乡贤们究竟为何归来？他们带回了什么，又做了什么？

　　湖北省巴东县水布垭镇景家坪村，是个大山环抱，交通闭塞的小村。342户村民零星地分布在方圆几公里的大小山头，壮劳力大多外出打工。

　　2015年春节，离家闯荡多年的村民邹兴畔和村里的朋友吃饭。借着酒劲儿，大家聊起了在外的见闻和家乡的变化。

　　有人提议，村里在外发展的能人不少，能不能发动老乡，找点好项目。大家一拍即合。

　　转眼又是一年春节，众人聚在一起，旧事重提。大家认为，为村子谋发展就要名正言顺，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为全村发展当参谋、做智囊。

　　今年65岁的邓贵均以前是乡领导，退休后在天津和儿子一起生活。接到邀请之后，他放弃天伦之乐，回乡帮大伙出谋划策。

　　随着慢慢的变多的老党员和各界精英人士加入，邓贵均和大伙到巴东县民政局登记注册，景家坪村乡贤理事会由此诞生。

　　今年农历正月初六，景家坪村乡贤理事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员会议，选举邓贵均为首任理事长。

　　今年春节前夕，乡贤理事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就成立了7人慰问团，带着多方筹集的2000多元的生活用品，用3天时间慰问了21户困难群体。

　　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乡贤理事会就明确了自己的五大职能，即当好家乡建设的推动员、国家政策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人民群众的监督员、文明新风的倡导员。

　　长期以来，景家坪村村内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有的村民因村干部处理纠纷不得当，敌视村干部，敌视党委政府。

　　理事会还配合村两委，建立微信群，搭建干流平台。很快，乡贤理事会又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把更多致富的信息传递给村民。

　　理事会从农村实际出发，成立了社会关爱分会、创业分会、村民大讲坛、邻里帮扶队等二级组织和互助团队，为乡亲们提供“精准服务”。

　　理事会派出会员到猕猴桃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加工公司去调研取经，又邀请建始县一家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的技术专家来村培训。

　　如今，景家坪村猕猴桃种植培养面积达170多亩，并确立了“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产业基地”的发展模式。

　　“这只是一个起点。”邓贵均理事长看着满挂枝头的猕猴桃，不禁感慨，“我们生在大山，离开过大山，如今又回到了大山。大山的子孙凭着这股劲儿，一定能让大山变个样！”

　　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有5万多人进入村两委班子，9000多人进入乡镇领导班子。大学生村官计划为农村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他们用新理念改造着身边的农民，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动力。

　　从2008年起，每年都有十万计的高校毕业生来到农村任职。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马路乡旁官地村的乡亲们记住了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

　　会泽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兴国表示，“在当前脱贫攻坚关键期，大学生村官很抢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15年9月，就读于云南农业大学的高胜东回到了会泽县大井镇蚂蟥塘村担任大学生村官。“我是本村人，大家可能对我更加信任，我也更愿意为大家服务，将村子发展好。”

　　会泽县金钟街道鱼洞社区党总支书记陶树祥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的党建、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工作交给大学生村官，他很放心。

　　“现在很多村不能离开村官，欢迎村官到自己村里。”云南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副处长业光远表示，大学生村官可以充实农村基层治理力量。

　　业光远认为，大学生村官有很强的法治思维和规矩意识，他们在村组两级党组织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包括开展组织活动、三会一课、发展教育党员等；他们也很好地助推农村民主议事决策，在为民综合服务平台的管理维护上也有着其他村干部无法替代的优势。

　　张兴国表示，这几年挑选的村官都很优秀，兼容性强，过渡期很短。他们在基层大舞台学到做人做事，避免成为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云南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杨绍虎坦言，也有一些大学生村官只是将这份工作当作跳板，其实应该摆正心态，扎根基层，融入农村。

　　从2017年开始，云南省新招的大学生村官都是公务员身份，这也免去了此前他们对自己身份的顾虑。

　　乡村振兴，首先要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江西吉安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担任，正是从外部引入人才，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许多年轻干部从家门到校门，毕业后立即进入机关门，通过下派担任，能加强他们对群众的感情，提升治理基层、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为今后更好为人民服务夯实基础。

　　圳上村是江西吉安市吉安县最为偏远的村庄之一，贫困户达102户329人。去年，吉安县发改委干部兰兆义主动请缨，到圳上村担任。一年多来，他吃在村里，住在村里。

　　在他的努力下，圳上村修通了路，架起了桥，改造了危房，成立了合作社。村民说：“兰书记来的一年多，村里的变化赶上了过去十年的变化。”

　　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在吉安的田间地头，活跃着许多和兰兆义一样的的身影。这些从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机关事业单位的不同岗位选派下来后，纷纷沉下身来，带领老区群众脱贫致富。

　　“到村里报到时，我的内心是既激动又忐忑。激动是因为终于有机会到基层一线去锻炼自己，可当我想到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农村工作，又感到有些忐忑。”2015年从吉安市财政局下派到井冈山市拿山乡长路村任的周德茂回忆说。

　　到了村里后，周德茂快速转换角色，每月有20多天呆在村里，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吃农家饭，干农家活，睡农家床。”这是如今他的生活状态。

　　从农村出来后，陈国辉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农村。今年，他从江西省政法委下派到吉安市泰和县禾市镇丰垅村担任。丰垅村人多地少，思想观念落后，产业体系单一。

　　陈国辉走村入户，又四处奔走。在他的努力下，村里的土坯房加固了，小广场建起来了；30多亩蜜柚种下去了，350KW光伏电站并网发电了……

　　村子脱贫“摘帽”之后，井冈山市夏坪镇夏坪村驻村谢冰并没有就此闲下来。半月谈记者在村里采访时，谢冰正在为脱贫户解答医疗报销的政策，一个村民找来，想麻烦谢书记找人帮忙维修一下电视机。

　　“我们现在的工作节奏几乎和脱贫前一样。乡亲们刚刚脱贫，我们要做到‘扶上马，还要送一程’，他们有大事小事，还是会第一时间来找我们。”谢冰说。

　　半月谈记者在吉安市多个贫困县采访了解到，脱贫“摘帽”后，这些并未立即离开，而是继续留在村里，成为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无论资讯多么发达、技术多么先进，“键对键”永远代替不了“面对面”。只有用脚步丈量民情，才能永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发展绩效并不必然转化为政治认同。通过加强“融入式党建”，苏州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权力下放，把社区党建、机关党建、“两新”党建统揽起来、统筹推进，确立以党组织为核心，政社互动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架构，变基层党建“独角戏”为党群“大合唱”，让党建融入发展、融入民生、融入群众。这种党建+模式既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又将发展绩效转化为政治认同，其创新经验值得推广。

　　走进江苏苏州太仓市城厢镇东林合作农场，农民集中居住小区环境幽雅，活动中心、文化广场、农家书屋丰富村民生活……一个曾经远近闻名的穷村，如今已成为资产逾亿元、村集体年收入超2000万元的全国生态村。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扎根村里27年的东林村党委书记苏齐芳说，东林村把素质好、作风实、能力强和群众拥护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公推直选进村党委班子，把党支部建在农民合作社和农场上。

　　东林村实施村党组织“365服务工程”，开展“民生大巡访”活动，建立村干部包片责任区，实施网格化管理，记录“民情日记”；开展社会化评价，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村民进行满意度调查，及时整改问题，提升村民满意指数。

　　“口袋鼓起来，脑袋也要‘富’起来。村里成立了太极拳队、腰鼓队、戏曲协会等10多个民间组织；建立多支志愿者团队……”苏齐芳说。

　　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过去100多户人家有30多个姓氏，半数以上是外地逃荒到此的居民，许多大龄小伙娶不到媳妇。如今，蒋巷村经济总量达12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5万元。

　　“入党不是入股，当干部不是当老板。” 蒋巷村党支部书记常德盛说，“村干部说话响不响，群众不看口号，而是看能不能带领大家共同富裕。”

　　“从‘大家给我上’到‘大家跟我上’虽一字之差，却相差万里，关系党心民心。”常德盛说，村民看干部，干部看支部，“兵”临城下不如“将”临城下，党员干部必须要时刻奋斗在一线。

　　青砖黛瓦、绿树成荫，蒋巷既有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也有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半月谈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蒋巷人只花12万元，就能住进200多平方米的别墅；年老了还可以不要钱入住老年公寓，每月领300元至600元不等的养老金。

　　10838名村民参与年终分配，分配总额达5800万元；村民享受的货币性福利和补贴达9项之多，全年累计发放总额达8216万元，人均获益7581元……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党委书记、江苏永钢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吴惠芳表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便是沙上建塔”。

　　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两次转制过程中，永联村老书记吴栋材考虑最多的就是在村企彻底转制之后如何保障村民的利益。吴栋材决定从永钢集团管理层持有的股份中，留出25%给永联村集体。村民们称这些股份为栽下的永久“摇钱树”、党群“连心桥”。

　　半月谈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永联村在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中，从始至终坚持以党代表、党员中心户为圆点，形成党组织服务网格；加强对老年公寓党支部、社会组织党支部、联峰物业党支部等支部的指导，推进基层民主自治。

　　一台终端机、一则“工作日志”、一个APP，“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基因，正嵌入沪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催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沪郊“互联网+”的探索表明，无所不在的网络，会和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一起，推进无所不在的创新。

　　在当今信息社会，从“互联网+”所反映出来的连接、透明、高效等特性来看，它天然具有一种民主的性质。因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互联网+”的应用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也是一种内容创新，是治理现代化大势所趋。

　　在沪郊，几乎每个村的村委会，都有一台被称作“农民一点通”的信息终端机。这一台终端机，把现代农民的自治意识，与“互联网+”治理监管制度有机地接通了起来。“沪郊集体三资(资产、资金、资源)的网络站点平台式监督管理体系，在全国是一大创新。”作为这一“互联网+”项目的主持者之一，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方志权认为，自从有了这样一个新平台，沪郊的集体经济底数清，方向明，种种“跑冒滴漏”行为基本能管住了。

　　在这一套“互联网+”监督管理体系中，水稻种植补贴、农村村庄改造奖补资金等涉农政策(项目)及资金情况，都在平台上公示。农民只需在本村的“农民一点通”上点击几下，就可知晓“本人应得、本人实得”的信息，还可以监督“别人应得、别人实得”。如有疑问，可以每时每刻咨询或投诉。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至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包括资金管理、资产管理、资源管理、合同管理、报表分析、预警预报等九大模块，结构上分为市、区县、乡镇、村四级。此外，还建起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信息管理平台。

　　目前上海全市9个涉农区县、5个中心城区共有122个涉农乡镇(包括相关涉农街道和开发园区)、1677个村的农村集体三资数据录入了平台，涉及的总资产超过5300亿元，净资产1620亿元，查询点击量累计已过122.5万次。

　　“‘互联网+’的优势，就在于这个‘+’号。”嘉定区农经站负责人顾岱介绍，嘉定正在尝试从三资监管平台上“嫁接”出一个农村集体土地和物业租赁监管平台。

　　沪郊的不少地区正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嘉定已在探索建立“智慧政务”平台，把公务人员“每天在忙什么、怎么忙、忙得有无效果”等公务轨迹公开“晒出来”，接受监督，更有助于对干部及时提醒。

　　半月谈记者打开这个“政务平台”，各个单位、每名干部和管理人员的“名下”都点击进去，每天的工作情况，干多干少，忙闲情况，都可一目了然。“这就叫做用数据说话，绩效留痕，没干的事混不出来，做了的事也不会认不了账。”嘉定区委书记马春雷说。

　　同时，在“政务平台”上，一个人记的事儿，平台上的其他人都看得到。如果工作记实里出现“水分”，在这样的透明环境下就会感受到监督的压力。

　　在采访中，半月谈记者看出一个有趣现象：涉及社会治理的所有的领域，有关人员在介绍情况时，都会很自然地拿出自己的手机，在页面很熟练地操作，进入各自的网格治理APP进行演示。

　　嘉定区安亭镇分管拆违工作的干部赵东良说，他所在的部门也有一个工作APP，日常巡查管控的信息可以第一时间上传，第一时间共享，第一时间指令，第一时间响应。

　　自河长制治水实质性启动后，这里的水务部门就开通了“嘉定河长”APP。如今，嘉定区水务局水资源科科长盛永清手机上点击次数最多的就是这个APP，从其手机上能够正常的看到，在11月21日一天中，百姓反映的各类河道问题就有几十条。

　　网格化APP治理，正在促进全社会的信息共享和高效互动，“互联网+”固有的共享功能加速推进着基层治理的社会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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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伴随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发展，中国社会处于向现代化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出现新态势，社会矛盾、社会价值、社会心态呈现新特征。针对基层治理架构不够优化问题，大冶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同时，建立村庄理事会，推选理事长，把群众的力量聚起来，共同建设乡村。